说来惭愧，从我离开母校赴美求学，到学成后供职南京大学的总共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因为距离和忙碌的原因，一直与母校的师长们疏于联系。虽然求学期间间或回来，会到我的几位老师家中坐坐，但也都为时甚短。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师们日渐苍老。面对此情此景，若没有一点感触是不可能的。不久前，蒋炳钊先生过世，给我的第一个冲击就是自责。我为没能去看望他感到十分不安。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想起我的硕士生阶段的导师——陈国强教授。陈先生待我如同亲人，但我后来却因求学在外，也是联系甚少。一开始，我们还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因彼此都忙，也就渐渐疏于联系，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我会给他写封短信或寄张贺卡。
我于2004年5月入职南京大学，但落脚月余旋即赶回美国处理一些事情。没承想陈先生就在我离开的一个多月间去世了。当时家母打电话告诉我时，我略为吃惊。我知道陈先生已经因病卧床有年，时日无多，但还是期待秋天去看望他老人家。如今我只能委托家母为我准备个花圈献给他。追悼会时，家母去了。回来之后打来电话，告知陈先生家人将我送的花圈摆在醒目的位置。为此，我深感欣慰，我知道陈先生和他的家人依然将我视同亲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
陈先生与我算是有些世交的缘分。过去家母娘家与陈先生家在鼓浪屿为邻多年，两家老辈人关系甚笃。记得陈先生说，“我家和你妈家不仅邻居，我还和你的二姨是小学同班同学”。我在母校读书时，陈先生的母亲还健在，她老人家对我的外祖父母就更熟悉了。其时，因为都在厦大工作，家母还与陈先生一直有所联系。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成为陈先生的弟子之后，总觉得陈先生对我特别亲热，有时也会开些说不上高雅的玩笑，令人忍俊不禁。陈先生是性情中人，兴之所至，也会讲讲自己孩提时代的“劣行”，十分有趣，令人感到毫无拘束。所以，在他面前我什么都敢讲。还因此推测，陈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一定十分顽皮。我为此问过家母，家母答曰，记不清了，感觉是有点皮，但他很聪明，总是听到他母亲夸奖他“又考了个第一”。
陈先生的聪明是毋庸置疑的。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因自己博闻强记而有所懈怠。在日常工作中，他虽然一直担任行政职务并承担了国内几个重要学会的主持工作，但每日依然笔耕不辍。我是在1982年本科毕业后成为他的研究生的。我本科时读的是考古专业。在四年级时，第一次有机会披陈先生教泽。记得当时他给我们开了“东南民族史”和“台湾高山族”两门选修课。在课上，陈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这两门课最终使我决定考研究生转读人类学。虽然考古学与人类学有关系，但以文化人类学作为方向还是很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国外相关的研究，所以也不懂得这类内容在国外社会科学界已经发展出众多术语，积累了大量文献。但在先生课上的积累却帮助我在国外阅读有关研究的学术专著时，能很快地抓住要点。这些著作均具有高度思辨性，对初入美国大学研究院的我而言，语言难度比较大。。如果没有陈先生的课给我的一些启发，我根本不可能迅速领悟。
在我那一级，系里攻读硕士的研究生包括我总共三人。毕业后，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的除了我之外，还有现今在日本京都文教大学教书的潘宏立博士。他的导师是蒋炳钊教授。但是，我们两外出调查时总是在一起。因此经常私下议论我们的老师。陈老师在我们的眼里精力充沛，严于律己。在待人接物上十分灵活自然，而且总是与人一见如故，真是一位天生的人类学家。蒋老师则稳重多思。两人举止皆大方得体，很受当地人尊重。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其核心在于参与观察。我们特别佩服陈先生的参与能力。我曾问他究竟是怎么做到与陌生人一见如故的？他说，这没有什么窍门。一方面与个性有关，另一方面则源自社会阅历。虽然说得有道理，但是许多人也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却无法做到在陌生的人群里如鱼得水。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丝毫没有架子。到农村时与村民在一起，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学者，讲起话来竟然会用许多今天已经很少听闻的闽南俚语。农村人讲的话往往因为保留了更多过去的用法而显得与城里人有别，主要原因是那时候乡村的流动性根本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所以农村人讲的话比城里人讲的总在时间维度上慢一些。这也是所谓“礼失求诸野”的道理。尽管陈先生有老母亲在身旁时不时讲些古旧的话语字词，但说如此地道的闽南土语，是我这个闽南人始料未及的。我觉得这是陈先生接地气的真实写照。
成为他的研究生后，最经常听到他的一句话是“年轻人要有紧迫感，要养成写作的习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写作中并不过于纠缠细微末节。他认为，作为学者就得多写，别管写的东西有没有人读；社会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统一标准。这人说你写得不好，那人说你写得好，莫衷一是，你怎么办？所以就是得多写，别去管别人怎么说。当然，也不能乱写，还是得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后来，我在读马克斯·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所写的韦伯传记时，惊讶地发现，韦伯居然也有些类似之处。韦伯在盛年时期已经完全不在乎他所写的东西是否有人去读，他彻底沉溺于写作中不能自拔。当然，将韦伯与陈先生放在一起比较似乎不那么妥当。但是他们确实有共同之点，那就是异常勤奋。韦伯的勤奋举世闻名。这种勤奋甚至导致他终生阶段性的精神崩溃。陈先生的勤奋则是我们这些学生亲眼所见。
陈先生曾数次带领我们外出调研。当时的条件不能与现在相比，老师们在外的生活待遇与学生是相同的。记得在惠安崇武从事调查时，我们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时值夏天，十分闷热，当时也没有空调。所幸崇武城坐落在海边，经常有海风吹拂，倒也有凉快的时候。但外出调查就得经受毒辣的阳光暴晒了，滋味很不好受。我每天收工回来，总觉得很疲乏。陈先生的房间就在我的对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每天工作到多晚，第二天陈先生一定是雷打不动地在清晨六点之前打开房门，端坐在桌前奋笔疾书。打开房门是为了空气对流，让自己觉得凉爽一点。陈先生写文章往往一气呵成，因此谓之“疾书”绝不为过。他清晨工作的习惯也影响了我。从那个时候起，我也经常在清晨工作。到了美国留学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如此。这就更让我觉得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也就养成了清晨工作的习惯。
在田野调查中，陈先生在许多方面都对我们言传身教。从待人接物到写作构思，无不指点。陈先生有今日事今日清的习惯。在田野调查中，每天回来用了晚餐后就开始整理，次日清晨即着手写作。这当然不是田野工作的常规做法。田野工作从资料收集、整理，到成文得有一定的过程。陈先生这种边调查边写作、类似记者的作业方式，是特定条件使然。我们当年从事的调查，通常有明确目的，以访谈为主。而且通常组成调查组，组员各有分工，因而确实可以像陈先生这样做。国外不少人类学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主张人类学田野工作应当单打独斗，人多的话会对当地人的生活有所干扰。但这样的批评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首先，这是调查，与田野工作并不完全等同，调查主题和内容明确，完全不涉及隐私，而且时间也短；其次，调查结果是呈现调查报告，出版不是第一位的；最后，我们当时的调查都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福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需要有关系，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在写作构思和一些技巧上得到了陈先生的指导，机会殊属难得。调查结束之后，陈先生也会敦促我们写合适的文章发表。我在1984年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文章，就是在陈先生督促之下完成的。那是一篇学术性调查报道。
出门在外，陈先生十分关心我们的饮食起居。我们有时在老乡家里，有时则在公社或者村镇招待所用餐。每每在招待所性质的食堂里用餐后，他总会不时地用闽南话问我们，能否吃饱，是不是需要他去要求食堂加菜等等，关爱之情溢于言表。1984年夏天，我和潘宏立博士在宁德金涵调查期间遭遇车祸。被送往当地医院。我因为手肘被划开一道口子，需要缝合。缝合过程中陈先生赶到了。医院很小，所以他进了大门之后讲话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我记得那声音几乎是颤抖的。他急匆匆地问道，“他们在哪儿，在哪儿？”一位护士将陈先生带到我身边。只见他脸色煞白，表情依然是惊恐未退。陈先生急急地了解了情况，然后如释重负地说道：“真是万幸！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发生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接着又说“我们得规定以后学生调查时，老师一定得跟随在身边”。我说，“我们都不是孩子了，这样的规定没有必要。这次车祸，是三轮摩托司机的过失。”我记不起陈先生又说了些什么，但最后有句话斩钉截铁：“以后调查绝不能乘坐那种车子！”
岁月倥偬。不觉之间，陈先生竟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六年了。在这十六年间，我经常会不时地想到他，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有时又像一个顽童。他带给我们见识，带给我们乐趣，带我们进入学术的堂奥。有时，我在想，如果没有遇上陈先生，我现在会在做些什么，会从事学术吗？或许未必。就算是，那也肯定不是人类学。所以，我经常会怀着感恩之心想到我的恩师，毕竟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也让我非常享受，尽管我不知道人类学是否是最令我陶醉的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的。
文/范可
【作者简介】范可，男，1978-1985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人类学系，分别获得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赴美求学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phd）；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