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有幸考入厦门大学，师从石奕龙教授攻读人类学博士研究生。至今，我从厦大毕业已近九年。回首在厦大的求学历程，虽然短暂，但厦大优美的校园风光依然如在眼前，浓厚的学术氛围始终难以忘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铭记于心，导师对我的影响更是长久深远。
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奠基者和拓荒者,有教无类的大师风范
我与导师之缘始于1999年，那时我正在云南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人类学专业读本科。那一年，我们专业开设了“应用人类学”课程，任课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教材就是石老师撰写的《应用人类学》一书，此书是我四年本科所学的三十门专业课程中唯一的一本专业课教材。从那时起，石老师的名字，就一直铭记在我心中。我仔细拜读完此书后，对人类学的应用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人类学的兴趣和爱好也更加浓厚。
2008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重要的转折。这一年，我决定报考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报考的导师就是石老师。是年，我的本科同学毛伟正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在他的引荐下，我在厦门大学的群贤楼拜会了仰慕多年的石老师。初见老师时，心里忐忑不安，毕竟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工作了六年的本科生，没有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经历。我心里一直担心，石老师会因为我没有硕士学位而嫌弃我吗？会不会不欢迎我报考？然而，他在简单地了解了我的专业背景、教学工作和科研情况后，竟欣然同意我报考。研究生考试结束后，离开厦大时，我再次拜会石老师。他对我说：“面试时有些紧张，专业基础比较扎实，回去后静待结果。”几天后，我得到了石老师的信息，他说正在为我们申请破格录取的机会，让我静待消息。经过石老师的努力争取，我最终被破格录取。当我拿到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心情激动万分，感恩之情难以言表。可以说，正是老师“有教无类”的师者风范，成全了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心愿，延续了我的人类学梦想，开启了我的学术生涯，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开放式自主教学，培养学生教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
2008年秋季学期，石老师为博士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名著研读”“当代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两门专业学位课程。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与我自己读本科以及给我的本科生上课时采取的教学方式完全不同。石老师采取的是开放式自主学习教学方式。他开学第一次课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长达五页的阅读书目，然后每周指定阅读著作，让学生自主学习，撰写读书报告，上课时由学生轮流在课堂上讲述，老师逐一点评。今日看来，此种教学方式有三大优点：一是，夯实了博士生的专业基础理论。当时我们年级共有九名博士生，此前的学科专业背景大多非民族学与人类学，通过学生自主研读西方人类学原著，围绕著作撰写读书报告或论文，提升了博士生的专业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为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二是，提高了博士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课堂讲述，训练了博士生的陈述能力和讲课技巧，尤其对未上过讲台的应届硕士生来说，锻炼价值很高，为今后开展课堂教学奠定了基础。三是课堂上师生互评，增进了学术交流和创新思维，点燃了学术思想火花。石老师的两门课程并没有采取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而是由学生主导课堂，学生讲述完后老师在课堂上进行点评，学生之间互评，帮助学生进一步完善观点，形成学术论文，再公开发表。就我本人而言，这两门课程的收获颇丰。
2009年寒假，我留在厦大过春节，期间抽空拜访石老师，闲谈中，老师提醒我，可以把我的读书报告修改后拿去发表，并对几篇论文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在老师的指点下，我以课程读书报告为基础，撰写了几篇论文，先后发表在中文核心和cssci刊物上，为后来评聘副教授职称奠定了坚实基础。
点石成金的大师水平，开启学生的学术新生命
石老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从历史学转向人类学的学者之一。在特殊的教育背景下，石老师先后接受或自学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并在学术研究中融汇贯通，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类学者”。广博的历史文化视野，精深的人类学基础，丰富的民俗知识，成就了老师点石成金的大师水平。
2009年春季学期，我与石老师讨论毕业论文选题事宜。当我向他汇报一些想法后，他提醒我，可以关注一下四川的宗族现象。当时的我才疏学浅，未能马上领悟此选题的价值。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关注汉族宗族的研究成果，发现此选题在人类学与民族学领域算得上是一个“学术空白”，于是以此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最终我以重庆的一个罗氏宗族为个案，遵循老师一贯倡导的“人类学首要目标是反映社会事实”的学术思想，扎实开展田野调查，认真阅读考证文献，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述，按期完成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石老师为我选择的论文主题，不仅让我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更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开启了一扇广阔的学术之门。回顾我这几年取得的些许成果，大多与石老师提点的汉族宗族有关。
宽严相济、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师者典范
师从石老师三年的求学生涯，让我感触最深、受益最多的，是老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宽严相济的治学风格和处世之道，为学生日后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树立了典范。石老师对学生的“宽”，不是“放纵”或“放养”，而是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给其学术研究取向上的自由，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鼓励学生基于自身的专业基础、学术水平和现实处境，选择更合适的研究主题和学术道路。石老师不是“老板式”的博导，三年时间里从没要求我们帮他做课题、写报告、写论文，这在当下“浮躁”的学术环境下，尤其可贵。老师的“严”在于恪守学术之道，始终强调学术研究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耍滑头。在读博士以前，我就听闻石老师做田野调查和评阅论文非常仔细认真、事无巨细。我至今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对我博士论文的评阅。在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将初稿打印成册，呈交给老师。一个月后，石老师让我去他家里拿论文。翻阅了几页论文后，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一本三十多万字，三百六十多页的论文，每一页都有红色或黑色笔迹标注的横线、问号、波浪线、星号、三角符号等，涵盖论文的前言、后记、正文、注释、参考文献，甚至参考文献的序号、书目版次、标点符号等细节，而论文中的结论、观点、概念等核心内容，老师更是无一放过，都在空白处注明了修改的意见和建议。翻完整本论文后，我很忐忑地问：“老师，是不是您在文中标记的地方都是有问题的？”他的回答却让我很意外：“那倒不是，只是阅读的习惯，凡是我觉得重要的观点或内容，都习惯标记一下。当然，有些错别字、标点之类的也顺便标出来，便于你修改。”听完后，我忐忑的心终于踏实了一些，同时也被老师如此细致、认真、严谨的治学风格震撼了。随后，他又拿出一页a4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他把纸递给我后说：“这张纸上写的内容还需要重点去改一改，能补充的就补充一些，尽量完善一下。注意一下答辩时可能碰到的问题。”回到宿舍后，我逐一对照老师的批注，对论文作了一次全面校改，再次感受到了石老师严谨认真的治学风范和对学生高度负责的学者情怀。
更难能可贵的是，石老师从无门第之见，凡是请他审阅论文，历来都是“来者不拒”，厦大人类学与民族学专业的许多博士生都曾受惠于老师的点拨、指正，避免了博士论文中出现低级错误和常识性错误。石老师不仅对厦大的博士生有严格要求，对其他高校的博士论文也一视同仁。在读博期间和毕业后的短暂会面中，多次听老师提起，在评阅他校的博士论文时，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只有在自己仔细、全部阅读完整本论文后，才会给出相应的评语和和结论，如果有的论文要求完成时间太紧或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冲突，就婉言谢绝”。
受老师治学风格的影响，我在博士毕业后的从教生涯中，一直秉承老师的作风，对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均仔细阅读，逐一批改，并勉励学生养成认真负责、求真务实、踏实勤奋的为人处世作风。2018年，我有幸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鉴定专家，每次都仔细全面地阅读每项成果，竭尽所能地给出修改意见，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成果价值，先后两次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评选为“认真负责的鉴定专家”。我能获此殊荣，是老师治学精神“潜移默化”的结果。我相信，这种精神定会成为我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
文/陈兴贵
【作者简介】陈兴贵，男，2008-201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人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重庆三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民族学系教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