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缘分与使命
2005年5月，我跟着硕导去湖南湘潭参加文学人类学的年会。来自北方的我第一次见识那种到处都湿漉漉的梅雨季节，浑身都觉得不爽利，心里也正在为未来学术方向的选择发愁。彭老师的发言却像晴空烈阳一样一下子把一切都照亮了。原来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学科，原来这个学科的基石在厦大。于是我第二年毅然转了专业，转向南方，考取了厦大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此跟着彭老师走上了人类学之途。这是我与厦大人类学之间的缘分。之后，我是通过彭老师，逐渐体会到人类学与厦大、厦大人之间那份深刻的命运关联。
人类学在国际上是一门普及性很高的学科，但在中国的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加上几次历史性中断，到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也不过只是零星分散着几个系所而已。但是，每次去参加大型的国际人类学会议，只要提到自己是厦大人类学系的，总会得到认可的目光。厦大人类学得以墙外芬芳，得益于厦大很早就有发展此学科的眼光与胸怀。人类学其实在世界学术史上是个晚近学科，历史不过一二百年，而厦大几乎是在一开始就加入了这个学科的队伍，与世界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同步性。被我们称为祖师爷的林惠祥先生，是厦大第001号本科毕业生，他的毕业证是厦大校史馆的重要文物。林先生从厦大毕业后就去菲律宾大学留学，师从菲律宾人类学的创建者henryotley beyer教授学习，学成归国后，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创建厦大人类学。而beyer教授本人毕业于博物馆与系所并重的哈佛大学。所以，林先生设想中的厦大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应与世界接轨，终其一生，他都希望以学科的完全发育为目标，组建人类学系、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三位一体的教学科研并重机构体系。可惜的是，上世纪50年代，当林先生终于将博物馆建成后，心力耗尽，带着系、所尚未建成的遗憾，溘然长逝。1984年厦大人类学系和研究所终于建成，然而仅是昙花一现，90年代人类学系又被解散了。
上世纪80年代末，短暂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渐渐积累了一些力量，开始输送优秀青年学子去国外深造。彭老师就当时极少数国家公派的留学生之一，他选择了人类学。彭老师之前从事的是比较文学专业，1988-1990年，他获得国家教委奖学金，被公派到法国尼斯大学人类学系进修。他跟我们说，当时有三个方向供他选，电影研究、比较文学和人类学，他选择了人类学，当时在国家教委（即现在的教育部）的学科中没有人类学，因此，彭老师在出国选派的专业上写的是“新学科”。他之所以选择人类学，是因为他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在我国西南接触了一批西方的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作业，并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为它所具有的广博人文关怀精神所打动，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学科了。在留学法国期间，他的导师是法国国家科学院人类学学部委员jacques lemoine教授。lemoine教授是一名国际瑶学专家，彭老师因此也开始在法国及中国贵州的瑶族地区展开自己的人类学田野。说起来，中国民族虽多，但瑶学研究和中国人类学史的渊源不得不说有其特别之处。中国最有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及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35年曾获得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与新婚的妻子王同惠去广西瑶山进行田野考察。不慎迷路失事，妻子遇难。费孝通先生回老家休养的时候，又对自己的家乡吴江进行了考察，并在英留学期间据此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这段故事也成为中国人类学史上一段传奇。
彭老师学成归国，彼时三十多岁，年富力强，被厦大人类学研究所力邀，从贵州大学调来厦大工作。可以说彭老师将自己全部的学术才华都贡献给了厦大人类学。1997年他在厦大召集文学人类学学会第一届年会，2000年在厦大组织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2004年成立了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从来到厦大之后，彭老师与所里的同仁就开始努力复建厦大人类学系。2005年，人类学系终于得以复建，彭老师成为复系后首届系主任，同时出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系、馆、所的完整建制自此得以重新实现。2007年，我来厦大读博的第二年，系里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彭老师当时说的一番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人类学虽然在世界上是个普及度非常高的学科，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在国内它的认知度还很低，厦大人类学系复建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不能好高骛远，招来学生就要对学生负责，招生比例结构最好先做成“橄榄球型”，本科生和博士生略少，硕士生较多。当时高中毕业生几乎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学科，高考志愿也不会报考人类学。社会上也同样如此，本科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个专业不被了解而遭遇困难。考虑到这些问题，第一年只招了十来个本科生，和博士生数量差不多。2011年，我毕业的那一年，第一批本科生也正好毕业。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毕业生就业率是100%。后来从学生反馈的信息了解到，有些本科生去面试，普通的单位确实不了解人类学是什么，但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特别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招聘人员甚至和毕业生讨论起《菊与刀》这样的著名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有远见的公司都专门会招一些人类学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认为公司发展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或数字问题，要想可持续，最终还是一个人文、文化问题。
厦大人类学系的复建经历了很长时间，中间也有很多困难和波折。最后的成功，不仅使厦大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类学重镇，也使得林惠祥先生当年的系、馆、所三位一体的建制遗愿得以实现。彭老师及其同仁对于厦大人类学倾注的心血，可以说是在一种强大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使命感驱使下完成的。
忧郁的热带，快乐的田野
彭老师做过很多人类学分支方向的研究，族群、仪式、文学、旅游、遗产、饮食、乡土景观、农业等等，其中有好几个分支他都是中国的开创者、领头人，他也主持过建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重大国家社科课题。我跟随他做博士研究的期间，他主要在做旅游人类学研究。他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挥洒方遒的文章，叫做“走出来的文化之道”，我觉得这正是他本人的写照。彭老师的人类学本质上是一条走出来的文化之道。当然，人类学本身就是一个“一只脚在图书馆，一只脚在田野中”的学科，每个人类学家都将事业建立在长期的田野之上。但是，彭老师的田野是与他的生活、生命合而为一的。彭老师喜欢claude levi-strauss的那本《忧郁的热带》，引用过好几次，但是，在我看来，彭老师本人的田野一点也不忧郁，尽管大部分时候很艰苦，但却一直都是快乐的。
彭老师指导学生的一个秘诀是带领大家一起去做田野（fieldwork），并在田野中进行席明纳（seminar）研讨教学。在讲堂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严谨的教授，但在田野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傻乐”的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突然傻傻的哈哈笑起来了，特别是我们在田野过程中遭遇尴尬、无奈、困难甚至危险的时候。
说起做田野，很多其他学科的人都觉得很浪漫，甚至很多年轻的学者是因为这份浪漫才转来学人类学的。近几年我和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们交谈得知，从外专业转来读人类学的研究生，竟然有将近三分之一读到一半后悔了。大家真正去做田野之后，才知道它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浪漫，反而充满了无所适从的琐碎与无聊，没有重点的田野笔记，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不得不每天与当地人应酬的社交等等。然而在彭老师那里，田野却似乎总是浪漫的、享受的、快乐的。
彭老师最早招收的人类学研究生，也就是我们的大师兄，有一次跟我们讲起他多年前跟随彭老师去瑶族地区做田野的惊险经历，听得我们目瞪口呆。且不说在那个年代需要火车、汽车、牛车周转好几天才能到达目的地，只是乡村汽车上的一段，就让我们觉得够惊险刺激了。从县城去镇里的乡村汽车，一开好几个小时，盘旋在山路上，转弯也不减速，乘客们都提心吊胆。然而彭老师一上车就吃一片晕车药，安然睡去。有一次，车子在山路上抛了锚，四个车轮有一个都悬在半空悬崖边。大家都急急慌慌下车了，彭老师却还在安睡。他被叫醒后，仍旧悠然自得地下车。还有一次，有两个师兄跟着彭老师在一个很偏远的瑶寨做田野，所住的那一家招待他们，将长了绿毛的腊肉切成丝，放在火塘上与青菜一起煮来吃。跟彭老师一起去的两个师兄实在吃不下，趁老乡不注意就夹起腊肉偷偷扔到火塘里。彭老师当面不说什么，事后教育他们，这是老乡能够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人类学者做田野首先要学会感恩，而不是嫌弃。晚上温度很低，房间里也结着冰，别人冻得哆哆嗦嗦，彭老师却拿起冰块玩了起来，怡然自得。
人类学者出门田野，一离开就是很长时间，路上会经历各种艰苦，因此他们的家人难免会担惊受怕，也需要作出牺牲。师母对彭老师工作的支持自不用说，彭老师也懂得在细微之处保护师母免受担心之苦。很多危险的事情，彭老师在经历的时候都是乐呵呵的，回到家也不跟师母说这些，只说好玩的部分。直到很多年后师母才从学生那里慢慢了解到一些实情。师母有时也分享一些彭老师的故事给我们。有一次，他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彭老师跟一个修鞋的师傅突然很亲切地聊起来，有说有笑，就像老朋友一样。师母以为他们之前认识，结果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师父说，不管跟什么人，就像对待自己的老朋友一样去真诚地对待他就对了。彭老师是这样一个温厚的人，从来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这应该就是人类学所提倡的“本地人视角”吧，但是很多学者是为了秉承一种职业素养，能像彭老师这样将其融会于心、融于生活、自然而然的真的不多。
彭老师常常说，人类学者要做到宠辱不惊，能享最高的福，也能吃最苦的苦。彭老师做了多年旅游人类学研究，但他从来没有单纯地享受过旅游。去年年底他和师母一起去夏威夷旅行，回来一股脑儿发给我们好几篇游记，都是对人类学、太平洋岛屿经典民族志的再思考。有的人觉得这样旅游也得不到休息，但是对于彭老师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休闲享受了。
厦大家园情结
大约在十年前，彭老师发表了很多关于“家园”的文章，最近几年，又出版了一些重建乡土中国景观的著作。在我看来，游走四方的彭老师，其实是一个“家园感”非常强的人，而在所有他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中，厦门大学是他的家园情结之所在。彭老师从厦大退休以后，国内很多科研机构都慕名聘他去讲学、做研究。他虽然接受了一些机构的邀请，但是，他的很多成果仍署名厦大，只要厦大这边有事需要，他只要条件允许一定会即刻出现在现场。彭老师常说，我是厦大人，我最爱的是厦大，我最好的学术生命都献给了厦大人类学。这一份对厦大的爱，对人类学的忠诚，与当年的林惠祥先生带着一箱箱沉重的考古学标本漂洋过海建设厦大人类学一样，是一种家园情结的生命表达。厦大在，人类学在，像彭老师这样的厦大学人便游必有方。
文/葛荣玲
【作者简介】葛荣玲，女，2006-201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